“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今年3月，当新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作上述表达时，人们明白，这是新一届中央政府打响新一轮改革“攻坚战”的一种宣示。

　　7个多月后的现在，被国人寄予厚望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临近。尽管各界针对会议成果作出了各种版本的揣测，但新一届政府履职以来的一系列举措已明确昭示着，改革将成为本次会议的关键词，而能否打破既得利益藩篱，将是本次会议的最大看点，料将成为未来人们衡量此次会议成功与否的最核心指标。

　　之所以做出上述研判，乃是因为新一届政府履职后，已然将“释放改革红利”视为首要任务，并大力推进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从取消下放三百余项审批权到“营改增”的“双扩围”，从利率市场化到上海自贸区的揭牌……中央政府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推动改革的决心日益彰显，而即将到来的三中全会，则承载着为新一轮改革谋局、清障的历史使命。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对于改革的困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着清醒认知。但他更深刻地认识到，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

　　事实上，对于改革的迫切性已然成为共识。知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便在近期撰文疾呼：“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成本会越高，而且难度越大。”

　　在7月于武汉召开的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要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这意味着，通过进一步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以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应是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议题。

　　“在这场‘自我革命’中，肯定会涉及利益的调整。”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说。面对既得利益的缺失，改革推进者——政府及官员自身必须具备身先士卒的品行和“壮士断腕”的魄力，改革才会有足够的公信度和号召力，才有希望深入下去。

　　同样需厘清政府角色的还有国有企业改革，这一关键领域的突围也被视为本次三中全会上的一大看点。坊间对于取消国企官员的行政级别有诸多呼声。

　　“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去行政化和市场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对中新社记者分析，“在此过程中，主辅分离、重新定位很重要。即把国企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剥离出来，让民营经济更多地介入。”

　　长期以来，国有资本因其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而受诟病，不少学者指出，由于既得利益羁绊，国企改革不到位成为近年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迟缓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应该意识到，去行政化意味着政治经济学的缩小和效益经济学增加。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甩掉包袱反而能够促进国有企业更好、更高效发展，从而与民企实现共赢。”曹和平认为，在此领域，三中全会或将有“大动作”。

　　同样被寄望出现“大动作”的还有财税体制改革。伴随着“营改增”的全面铺开，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的重新划分迫在眉睫。

　　“中国现有财政体制确实面临大调整，税制方面也将有大的改革和完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向中新社记者透露，“在事权方面，中央政府将在诸如环保生态等领域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而营改增造成的地方税收减少，也使中央地方收入分配提上日程。”

　　苏明估计，三中全会将集中讨论建立新的地方税体系，在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同时，探索建立资源税、环境税等新税种。而对于房产税改革，苏明称，这是“大势所趋”。

　　“财税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于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及路径依赖。”苏明坦言，这便需要改变传统思维，摆脱路径依赖，在科学设计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相较于上述关键领域改革，金融改革也因其阻力较小，前期效果较好而被舆论所看好。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三中全会或将在深化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双重开放方面大笔着墨。具体而言，对内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推进利率市场化;对外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